巨人與牲人
——從阿岡本的政治哲學看《進擊的巨人》
陳琬蓉
壹、 前言
日本現象級漫畫《進擊的巨人》（下稱《巨人》）於2021年4月9日推出完結篇，結束了十一年的連載。曾經奪得「這本漫畫真厲害！」大賽2011年男生篇第一名，卻在結局既出後評價兩極，甚至引出作者諫山創本人道歉回應，說明「最終話阿爾敏的言行像是在肯定滅世屠殺的行為，這是筆力不足導致的失誤，我真實的想法認為艾連滅世是相當惡劣的」。[1] 本作世界觀龐雜，時間線平行交錯，結局的描繪又偏向採取留白筆法，因而開出文本多元詮解的可能性，也創造出哲學層次的辯證空間。
有趣的是，上個世紀末另一位橫空出世的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其著名的「牲人」（Homo Sacer，又譯「神聖人」）[2] 概念，竟如此呼應《巨人》的形象與處境。姑且不論「牲人」概念的提出也引來學界兩極的評價，僅看「純潔巨人」的外在形象，便使「牲人」形象立體起來：有著人類外貌，卻沒有人類的理智與行為能力，帶來極大的威脅與殺傷力，任何人類都可「殺而不罰，嚴禁獻祭」（黃涵榆，2021）。
兩位作者的母國皆列屬二戰軸心國陣線，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的軍國主義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掀起滔天巨浪，即便戰後幾個世代過去了，他們的作品仍舊反照著國族歷史留下的創傷，且不約而同地、似乎是注定地，必得反省「納粹德國」犯下的驚世巨錯，悲觀地指出「集中營是現代生命政治的範式」，諷刺地呈現現代民主體制「想使人的自由和幸福展現在『裸命』這個地方，但此處卻正是標誌著人們的屈從」（Agamben, 2016a:14）。
因此，本文企圖跨界對話，探究影像文本和理論文本如何相互輝映，重溯「後奧斯威辛」的政治哲學，對當代生命政治提供的反思與啟發，並期待透過重新詮釋《巨人》的結局，指出當代「肯定的生命政治」之可能性。
貳、 巨人的裸命，牲人的敘事
即便阿岡本的《例外狀態》第四章章名就是「關於一個空缺的巨人戰爭」，但他大概沒想到，在他化用班雅明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十幾年後，帕拉迪島上真的出現了一批有著人類外形卻赤身裸體的「巨型牲人」，而這部史詩般的長篇《巨人》敘事，確實是關於一個牲人開啟的戰爭。
1.
「sacer」考據學
談論牲人，首先無法忽視的是其原文刺眼的「sacer」，牲人這般「非人即畜」的存在，到底哪裡「神聖」？阿岡本當然也沒有忽視這個問題，在理論架構前首先進行「sacer」的詞源考據，指出「sacratio」源自兩個特性的結合：第一是「殺戮的不受懲罰性」，此即在俗世領域中，成為「人間法的例外」，法律對殺人的應用被懸置了；第二是「被排除在祭祀之外」，也就是在宗教領域中，成為「神法的例外」，被排除在宗教儀式性殺戮形式外。如此一來，「sacratio」便呈現出「雙重例外」，進入「無區分地帶」，構成雙重排除和雙重獲取的「拓撲學」結構。由此，他開出牲人的定義：
以不可祭祀性的形式而歸屬於神，並且以能被殺死的形式而被納入共同體中。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殺死的生命，便是神聖生命（Agamben,
2016a:117）。
阿岡本回溯至拉丁文和羅馬法，然而若再上溯到猶太／基督教傳統，採取希伯來聖經詞源系譜，也有益於理解牲人首先的「被排除」處境。舊約聖經中「sacred」的概念來自和合本所謂的「分別為聖」（קָדַשׁ，qadash），產生自閃語字根「Q-D-S」，表達「分離」（apartness），但也表達神聖（sacredness）、聖潔（Moudarres,
2014），而「Q-D-S」又是源自簡單的字根「Q-D」，即切割或分開之意（Douglas et al., 1993）。也就是說，此字希伯來文原義為「區隔開來」的意思，但此後逐漸納入了「被成為聖」（如：藉觸摸傳遞聖潔的果效）的意思。[3]
由此可知，簡中版「神聖人」的翻譯不甚理想，容易在「神聖性」的問題上產生混淆，事實上理解牲人的重點不在於其神聖與否，或許「Homo Sacer」的中譯以「剩人（剩餘的人）」來理解，可能會更趨近原意，也呼應阿岡本《剩餘的時間》中「剩餘」之意，乃為「塞不進既有框架之中」：
仔細閱讀《先知書》就會發現，剩餘之民更像指一種一致性或身分，表明以色列應當和揀選或彌賽亞事件有關。因此，剩餘之民並不是全體以色列人，也不是其中一部分，而是意味著對部分和全體來說都不可能與自身或對方一致（Agamben, 2016b:78）。
而這個「剩人」的概念，和鄂蘭以及法蘭克福學派所談的「多餘的人」（superfluous），也有異曲同工之妙。鄂蘭在探討極權主義之惡的現象時，便細緻地觀察到其「使得複數的人成為多餘的（the omnipotence of an
individual man would make men superfluous）」（林淑芬，2014）。不過，中譯「牲人」仍有企欲帶出「像畜牲一樣的人」的意義，和鄂蘭在詮釋極權主義時亦能有所呼應：
集中營的經驗顯示出人類可以被轉變成獸性人的種類（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l），而人的「天性」是「人」（human），只有當它為人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可以變成某種高度非自然之物，一個人（a man）。摧毁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毁滅個體性就幾乎永遠是成功的（Arendt,
1995:603）。
在《巨人》劇情之始，帕拉迪島牆內的人民僅知道巨人是牆外的未知生物，是不具人格的敵性物種，然而隨著劇情進展，逐漸揭露殘酷的事實，那就是：巨人都是人類變成的。此等「被轉變成獸性人」的狀態，被毀滅的個體性，成了「巨人」的本質，亦如阿岡本解析的「狼人」生命：
強盜的生命，如同神聖人的生命，不是同法律和城邦完全無關的一個動物性質的東西。它其實是在動物與人之間、自然與約法之間、排除與納入之間的一個無區分界檻，一個通道性的界檻：強盜的生命是狼人（loup garou）的生命，他恰恰既不是人也不是獸，他悖論性地生活於這兩者之中但又不屬於這兩者（Agamben, 2016a:148）。
2.
牲人敘事序幕——始祖尤米爾
《巨人》轟轟烈烈的國族戰爭、政治陰謀，痛徹心扉的家破人亡、生存競逐，史詩般的宏大敘事，皆始於一個沒沒無聞的奴隸小女孩。有一天，還是城邦領袖的弗利茲發現他轄下的奴隸中有人讓豬逃走了，被排擠孤立的艾爾迪亞人始祖尤米爾，成了千夫所指的代罪羔羊，弗利茲面對被誣陷的她說：「那好吧，妳自由了。」但這裡的自由，代表的是被推入「無區分地帶」，成為Festus筆下古羅馬法中的牲人：「神聖人是由於犯罪而被人們審判的人。祭祀這個人是不被允許的，但殺死他的人不會因殺人而遭到譴責；事實上，第一保民法中這樣寫道：『如果某人根據公民表決殺死神聖人，這將不被視為殺人。』這就是為什麼習慣上把壞人或不純潔的人稱為神聖人的原因。」而「parriadium」指的就是一個「自由人」的被殺（Agamben, 2016a:102）。因此，在尤米爾取得所謂的「自由」之後，下一個分鏡緊接而來的是她淌血的眼、她被追殺的情景。
走投無路的尤米爾，無意間掉進一個巨大樹洞中，正當差點溺斃時，卻碰上了脊髓狀的遠古有機生物，重獲新生，取得了巨人之力。然而，成為巨人的始祖尤米爾，還是那個沒有人愛卻嚮往被愛的小女孩，下一幕，是她跪在成為國王的弗利茲面前，為他立下開疆闢土、建設國家之功，並以奴隸之姿承接弗利茲王的獎賞：生下艾爾迪亞後嗣，以弗利茲之名消滅敵國瑪雷。
當巨人壓倒性的強大成了宰制之力，也開啟了艾爾迪亞與世界之間的仇恨循環。尤米爾再度成了第一個承受的代罪羔羊，她以肉身擋住了射向弗利茲的暗殺恨意，而弗利茲僅以「快起來工作，妳是為此而生的，我的奴隸尤米爾」回應她的犧牲，甚至在木已成舟後，逼尤米爾的三個女兒「瑪利亞、羅塞、席納」分食媽媽的身體，以繼承尤米爾的能力。
尤米爾從此進入「道路」中，孤獨地砌著城牆、製作巨人，使艾爾迪亞人開枝散葉。這就是艾爾迪亞人的始祖神話，不是巨人之力的偉大傳說，只是一個奴隸被禁錮千年的牲人敘事。
3.
「我們都是牲人」——當整個世界都是牲人的牢籠
說到《巨人》中直接化用納粹德國集中營的劇情設定，便是當世瑪雷政權治下的「雷貝里歐收容區」。受瑪雷統治的艾爾迪亞人，是劣等的種族、惡魔的後裔，外出必須戴上有星狀圖樣的臂章，且沒有許可證不可自由進入瑪雷人的市區，這些設定在在影射猶太人遭受的大屠殺歷史。瑪雷政府篡改歷史，對他們進行洗腦教育，不只要求外在的規訓，甚至對艾爾迪亞人的心靈也要求全盤掌控——瑪雷政權透過「榮譽瑪雷人」等級制，在艾爾迪亞人之間創造不同的階級，只要通過士兵的精銳訓練、效忠瑪雷，成功繼承「九大巨人」的能力（但同時只剩下十三年壽命），那麼全家人都能晉級「榮譽瑪雷人」，受到較好的待遇。儼然極權主義的再製：
政治向赤裸生命領域（即集中營）的激進轉變，恰恰使全盤掌控變得正當和必要。唯是因為我們時代的政治已完全轉變為生命政治，政治才有可能在一種迄今未知的程度上被構建為極權主義的政治（Agamben,
2016a:164）。
因此，艾連父親古利夏那無故被殺的妹妹，便又是一則牲人敘事的不斷重演，殺她的瑪雷軍官無須受到懲罰，甚至能理直氣壯地說：「將艾爾迪亞人從這世界徹底驅逐，是全人類共同的願望。」而受害者古利夏的父母只能忍痛接受，卻同時得積極向國家宣誓效忠；生命的逝去沒有神聖意義，不能算作一個祭品，只是「與生俱有的一種純然『被殺死之能力』的實現⋯⋯像蝨子般作為赤裸生命被滅絕」（Agamben, 2016a:159）。
這種「被殺死的能力」，還體現在瑪雷政權對艾爾迪亞人體制性的懲罰之上，不論是心懷謀反之意，還是只因沒有戴上臂章就離開收容區，都會被「遣送樂園」。就像一批又一批被送進毒氣室的猶太人，瑪雷治安局亦是系統性地強制艾爾迪亞人注射脊髓液，使其變成純潔巨人，流放帕拉迪島。只是，現實世界中的猶太人，被送進「樂園」之後，就再也沒有出來過；島上的巨大牲人，則是繼續去啃食自己的同胞。
然而，諷刺地是，即便成為「榮譽瑪雷人」，仍舊無法擺脫世人歧視性的眼光。當瑪雷和艾爾迪亞混血的萊納・布朗繼承盔甲巨人後，第一時間就去尋找身為瑪雷人的生父，只不過卻換來生父殘忍的拒斥。經歷這樣殘酷的打擊，萊納對瑪雷的「表面忠誠」，反而更加堅固，成為戰士中對瑪雷忠誠度最高的副隊長。但其實潛伏進帕拉迪島的臥底任務，和104期調查軍團產生的同袍之情，使他產生嚴重的解離症狀，回到瑪雷後，甚至曾經試圖自殺。因此，當萊納母親對著宛如再製自己的賈碧說：「我們不一樣」，自我洗腦地強化瑪雷「善良的艾爾迪亞人」和「島上的惡魔」的差別，萊納其實清楚知道兩造之間沒有不同。而全作的高峰，便是在戴巴家族舉辦「雷貝里歐祭典」時，艾連和萊納的一席對話：
艾連：我的確把位於大海另一頭的一切都當成敵人。於是我渡海而來，跟敵人在同一個屋簷下，跟敵人吃著相同的食物，萊納，我跟你一樣啊⋯⋯當然有些人令人火大，不過也有好人。不管是海外，還是城牆內側，都是一樣的。但是你們，被教導成自己跟城牆內側的傢伙是不一樣的，一無所知的孩子，被一無所知的大人們灌輸這種觀念，曾經是孩子的你，面對那個環境，還有歷史，究竟能做什麼？
萊納：不是的！⋯⋯其實我想成為英雄，在你們面前擺出一副大哥樣也是這種心態，因為我想要受人尊敬，並不是時代或是環境所造成的，都是我不對，你的母親會被巨人吃掉都是我造成的！我已經受夠自己了，請你殺了我吧，我想要消失。
艾連：萊納，我跟你，果然是一樣的。
在場見證的第三人法爾可，正是打破兩種敵對認同的重要象徵。由於叔叔葛萊斯正是當年拉攏古利夏加入艾爾迪亞復權派的重要成員，全家遭受牽連，自己也必須爭取當上戰士。法爾可的命運一方面上溯艾連家族追求的「解放艾爾迪亞、拯救世界」，另一方面又對接萊納的「瑪雷戰士」期許，期望他將所愛之人從黑暗的未來中拯救出來。作為一個天性善良的孩子，法爾可成為艾連與萊納的橋樑，他也成為一條「鏡界」，反射著兩人。有如阿岡本提出的「阿佩利斯的分割」（The Cut of Apelles），用「屬靈／屬肉體」去劃分「猶太人／非猶太人」，「律法對猶太人／非猶太人、法／非法的劃分，如今在每一邊都留下了餘地，它既不能定義為猶太的，也不能定義為非猶太的」（Agamben, 2016b:74）。就像用「好人／壞人」去劃分身分認同為瑪雷或帕拉迪島的艾爾迪亞人，其間的分野就消弭殆盡。
諫山創不只透過角色的對照作為鏡像，也透過場景設定和章節的鋪排，突顯出以上兩種身分認同帶來的境遇，竟是如此雷同：都作為牲人，被世界剝奪自由的權利。正如傅柯所言：「我們不但是動物——作為活著的存在，其生命在其政治中構成了問題；而且反過來，我們也是公民——其政治在其自然身體中構成了問題。」自百年前的「巨人大戰」以來，瑪雷政權牲人化艾爾迪亞民族、箝制思想、進行種族隔離政策；初代雷斯王卡爾・弗利茲則是篡改帕拉迪島民的記憶、剝奪他們認識真相的自由。但長久以來，巨人之力被作為一種軍事武力、體制性的暴力壓迫著世界，帶來戰爭、製造難民、創造牲人。
漫畫的開場白云：「那一天，人類回想起來，在他們控制之下的恐懼，以及被囚禁在鳥籠之中的屈辱⋯⋯」在《巨人》前半，我們以為這裡的人類指的僅是牆內的艾爾迪亞人，然而來到終局便會發現，這裡指的是全人類。只要有巨人之力存在的一天，好似「地鳴」象徵的末世啟示，所有人都有可能被捲進「無區分地帶」：
如果說今天不再存在有某一種鮮明的神聖人的形象，這或許是因為我們所有人潛在地都是神聖人。（Agamben,
2016a:159）
參、 牲人敘事終局——自由的巨人
整部艾爾迪亞的牲人敘事，從一個奴隸小女孩被拔去舌頭、故鄉被毀、剝奪自由的犧牲，發展成瑪雷與艾爾迪亞間的國族政治鬥爭。彷彿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中，那「對每個人而言其他人都是赤裸生命和神聖人，因此其他每個人都是狼人」的狀態（Agamben, 2016a:149）。狼人能夠在動物性與人性之間切換，也被稱為「缺乏和平之人」，就像只要巨人之力存在，似乎就不可能帶來和平。近世以來，則發展成整個世界對艾爾迪亞進行的結構性種族迫害，猶如吉克所言：「這世界都已經認為不需要定義艾爾迪亞人的人權了。」
然而，這部慘烈無望的牲人敘事，卻同樣是結束於一個人——一個有著自由意識的牲人，一個能夠不斷前進的巨人，距離始祖尤米爾兩千年後的艾連・葉卡。
年僅十歲的艾連就對駐紮兵團說：「只要能吃、能睡、還活著就行了，不過，這麼一來，不就和家畜沒兩樣了嗎？」從一開始，他就在和所有的牲人形象不斷對抗：在米卡莎父母被強盜殺死時，他挺身刺殺這類「湊巧長得像人的野獸」，解消強盜的狼人屬性，點燃米卡莎的面對殘酷世界的潛能。
爾後，在親眼目睹母親被巨人吃掉後，下定決心要殺死所有巨人；但隨著調查兵團的開展，他逐漸發現自己身上寄生的巨人能力，並學會在巨人／人類之間切換、戰鬥；在挺進希干希納區老家地下室後，得知了父親隱藏的真相，原來牆外真的還有人類世界，並在女王謁見的儀式下，因著親吻了希絲特莉亞的手，看見了「牲人敘事的終局」：艾連知道自己不僅是一介牲民，悲慘地發現爸爸的前妻正是吃了母親的巨人，也不僅是對抗牲人敘事的進擊者。事實上，他握有改變命運的能力，他敦促古利夏起身對抗並吞食始祖巨人，他為了不讓貝爾托特被黛娜巨人吞食而利用始祖力量引其入牆，導致母親被吞食，這一切，為的是終結這牲人敘事。
艾連預見未來的異能，來自於他繼承的九大巨人之力。九大巨人都會繼承歷任持有者的記憶，但只有進擊的巨人可以看見未來繼承者的記憶。在第88話「進擊的巨人」之前，讀者對於本作名稱，僅以為代表的是純潔巨人／敵對勢力對牆內人民的進擊，然而透過艾連・庫爾迦之口，這五個字的主被動意義徹底反轉，成了最自由的巨人，對於這個世界的牲人敘事一大進擊計畫：
那個巨人不管在哪個時代，都會為了追求自由而持續往前邁進。為了自由而戰⋯⋯他叫做，進擊的巨人！
出生於王家殘黨革命軍的艾連・庫爾迦，為了追求自由，不惜親手把同胞變成巨人；在牆外長大的古利夏・葉卡，想帶妹妹看橫越收容區上空的飛艇，走出了牆外⋯⋯；在牆內長大的艾連・葉卡，從小嚮往調查軍團的自由之翼，卻讓夥伴們坐上飛艇，乘上法爾可的自由之翼，將自己殺死。這三個進擊的巨人，透過「戰鬥吧」的意念串連彼此，不斷前進。
1.
「我們成了一台戲」——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
然而，在整個終局計畫中，艾連既像大局操控者，又像一顆始祖尤米爾的棋子。他取得始祖之力，為了自由，要把大海另一頭的敵人全都殺了，如他在112話密室會談中堅定的宣稱：
我是自由的，不管我想做什麼、選擇什麼，都是基於我個人自由意志做的選擇。
但當他能預見未來時，是否也代表著將被某種宿命主導，只能朝著已被決定的終局前進，宿命論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因此，我們必然會產生一個阿爾敏的矛盾拷問：「艾連，你究竟哪裡自由了？」
整部作品不斷圍繞著「自由」詰問，隨著劇情發展，疊加出不同層次的辯證：在牆內安居樂業是自由嗎？為了走出牆外，犧牲好幾千人的調查兵團值得嗎？走出牆外卻發現世界環伺的敵意，這還自由嗎？瑪雷的艾爾迪亞人身在集中營，幻想著成為榮譽瑪雷人就能得到自由，他們所得到的自由又是什麼呢？
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曾在〈自由的兩種概念〉裡指出自由有兩種（葉浩，2018）：一為消極自由，即不受外力干涉的狀態（free from interference），限制越少、自由就越多；二為積極自由，重點只有一個，即自主、做自己的主人（being one’s own master）。消極自由一如帕拉迪島民追求不被城牆束縛、不被巨人威脅的自由；也如瑪雷的艾爾迪亞人，追求不被差別對待、鄙夷、關在集中營裡的人權；或如吉克的安樂死計畫期望不再有後代受到血統命運的轄制。而艾連曾經不斷追求的也是這種消極自由：
火焰的水、結冰的大地、砂的雪地，外面的世界一定是這座城牆內的好幾倍大！凡是看過那些的人，將是這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但在艾連接觸希絲特莉亞，其預視能力被強化後，隨著斷斷續續看到的過去與未來，他認知到艾爾迪亞島可能被世界消滅的殘酷現實，使得他追尋自由的方向開始出現變化：從克服城牆、牆外巨人、戰勝大海另一端的敵人，一連串對消極自由永無止境的追逐，轉變為積極自由的實踐——他要「主動」去改變艾爾迪亞人的命運。
艾連深知，如果沒有徹底解放尤米爾，艾爾迪亞的問題始終無解，與其看著故鄉被毀滅，他甚至寧願玉石俱焚。然而，艾連在「道路」中洞悉，解放尤米爾的重要關鍵取決於米卡莎最終的選擇，即便仍有許多因果他無法理解，但他可以確定自己是米卡莎能否自主思考的最大阻礙，為了讓她擁有最大的自主決定空間，艾連在密室會談中殘酷地推開米卡莎，以免她繼續順著自己的意志。就像他在「道路」裡所說的：
我為了得到自由，從世界奪去了自由，但我不會從你們身上奪走任何東西，你們是自由的。
因此，艾連出於自由意志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走向這個結局，甚至得為此說出違心之論，污衊詆毀摯友的尊嚴，宛如應證了阿爾敏的怒吼：「傷害米卡莎就是你追求的自由嗎？到底誰才是啊⋯⋯屈服於混帳的奴隸！」
但即便艾連試圖解除米卡莎的束縛，仍僅是賦予米卡莎消極自由，要將尤米爾從禁錮中釋放出來，遠遠不夠。尤米爾需要看見真實的決定與行動，即米卡莎這樣的奴隸也能展現自主意志和積極自由。
兩千年來，尤米爾因著對自由的嚮往，創造了進擊的巨人，卻從來無法實踐自由，被囚禁在對弗利茲王的愛當中，即使被當作戰爭及繁衍的工具，仍一往情深，作為愛情的奴隸，讓歷史成了不斷輪迴的血案。她的情況猶如米卡莎對艾連的羈絆，因此尤米爾對米卡莎特別關注，不僅時常窺探她的想法、造成頭痛，更是將自己投射到米卡莎身上。這就是米卡莎被選中的原因。當總是對艾連言聽計從、以對方為人生意義的米卡莎，竟能基於自己的判斷、違反艾連的意志，選擇殺了他，這比所有言論都更具說服力，彷彿對尤米爾宣告「妳也是自由的」，終結尤米爾以及全人類被轄制的命運。
為此，艾連及歷代的進擊巨人排除障礙、鋪陳一切、將舞台安排好，不斷地傳承、交棒；艾連就像是導了一齣戲，交由米卡莎在關鍵時刻即興接戲，上演「從盲從到自主、從奴隸到自由」的腳本。
2.
自由的最終展現——自我犧牲
艾連不只是站在後台導戲的導演，在這齣「受壓迫者得釋放」的戲當中，他也扮演著讓艾爾迪亞人從消極自由走向積極自由的重要橋樑。當艾連終於踏上瑪雷大地，或許是向那自由的巨人致敬，使用的就是庫爾迦這個化名，但沒想到在此巧遇自己的爺爺，那一輩子對瑪雷政權卑躬屈膝的葉卡醫師，在發生女兒被殺、兒子和媳婦參與復權派運動被孫子出賣而遣送樂園後，徹底精神崩潰，住進精神病院，成為另一典型的牲人形象，終日在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徘徊。艾連選擇的是肩負起庫爾迦傳承下來的使命，起身走出病院的牆，不再停留於牲人敘事的線性史觀Chronos中，他走進始祖尤米爾創建的「道路」把握Kairos（譯作「時機」），在「剩餘的時間」中喚醒被囚禁的尤米爾：
我要終結這個世界。借給我力量吧。妳不是奴隸，也不是神明。只是個普通人。妳不必聽從任何人的指示，妳自己可以做決定。
這一刻，Kairos充盈完滿，就像彌賽亞時間不是有確切未來終點的末日（eschaton），而是帶出時間的完滿實踐（plērōma, fulfillment），開出歷史無限的可能性（朱元鴻，2006）。在那個可能性中，艾連是打開尤米爾枷鎖的解放者，也是啟動地鳴屠殺世界的滅世者；他跟萊納一樣，是想從黑暗的未來中拯救所愛之人的救贖者，也是不斷前進的進擊者，可以為了追求自由，從世界奪走自由；但因著他自由的行動，而帶出世界自由的希望。這就是艾連完全擁有積極自由的展現。
而艾連看似做了很多，但其實他只是選擇犧牲自我做成這齣戲，以一種阿岡本所謂的「不作為的潛勢」，讓生命的條件歸零（黃涵榆，2021），來迎接那一幕的發生——始祖尤米爾終於放下，讓當年的長矛射穿弗利茲王，走出這兩千年來愛的禁錮，得到真自由，解放全人類，使巨人之力從此消失。
肆、 從否定的生命政治，走向肯定的生命政治
1.
死亡政治與生命政治
在進入「天與地之戰」前，《巨人》世界呈現出三種政治議程：一種是吉克的「安樂死計畫」，希望透過始祖之力，使艾爾迪亞失去生育能力；一種是擁護艾連「滅世」的激進民族主義葉卡派，主張向世界宣戰、復興艾爾迪亞帝國；另一種則是跨越艾爾迪亞和瑪雷的身分認同，以剩餘的九大巨人、兩族的調查軍團和戰士隊隊長，以及非裔飛行員歐良果彭、亞裔的奇優宓・亞茲瑪比特所組成的「攔阻地鳴派」。
前兩種議程都深切認知艾爾迪亞的牲人敘事自古以來如何壓迫世界及其自身，因而渴望帶出一種終結。滅世派自不用說，帶著末世論和「蒙揀選之民」色彩，為著共同體的復興，可以犧牲外邦人的性命；但吉克的計畫看似和平，卻有如當年希特勒打著人道主義的幌子進行安樂死計畫，標誌著生命政治必然轉變成死亡政治的轉折點（Agamben, 2016a:192）。這兩種議程都是一種否定的生命政治，仍舊困卡在牲人敘事的循環當中。與前二者相比，反地鳴派並非由單一立場、國族組成，甚至過去彼此在戰場上相互廝殺，每個人都殺害過對方心愛的手足同胞，但正因如此，當他們為著世界的和平、生命存在的意義站在了一起時，才顯得出生命政治的肯定性。就像歐良果彭說：「造物主認為存在各種不同的人會比較有趣……我們都是有其需要而存在的。」因此，阿爾敏一向站在鴿派立場，訴求解開誤會、不放棄溝通的機會。當他在「道路」中遇到吉克，便與他展開對話：
吉克：延續種族這件事對你來說有那麼重要嗎？現在所發生的事，可以說是被恐懼支配的生命所引發的慘況，毫無意義的生命活動所帶來的恐懼⋯⋯只是為了繁殖而被操弄的日子結束了，這樣就得到自由了。
阿爾敏：我是為了在這裡三個人一起賽跑才會出生的。雨天時待在家裡看書時、松鼠吃個我給的樹果時，還有大家一起逛市場時，我都會這麼想。這些感覺很平凡的瞬間，其實相當重要，儘管跟繁殖沒有任何關連，卻是相當重要的東西。
吉克：只是丟球、接球，再丟球，不斷重複這些動作，沒有任何意義，不過的確我只要能一直玩傳接球就很滿意了。
不只是生物性（zoē）的繁殖，而是在群體中社會性地活著（bios），就存在意義。阿爾敏擺脫了裸命敘事，把吉克拉出中「bios」與「zoē」之間的無區分地帶，脫離唯物史觀的無意義重複，而吉克身後隨即出現當年與他玩拋接球的庫沙瓦先生，也召喚他回到生之群體，在平凡的瞬間感受生命源源不絕的力量。
2.
神聖暴力的道路
不過，整部《巨人》文本最值得辯證的就是，艾連的想法到底屬於否定的生命政治，還是肯定的呢？從結果來看，艾連啟動地鳴，殺死地表八成人類：「我想要剷平地表上的一切，創造新的大地」，似乎屬於否定的生命政治。但他對艾爾迪亞受壓迫的牲人敘事，有著班雅明式「神聖暴力」的色彩：
「神聖暴力」（divine violence）既不設置也不維持法律，而是「免除」（entsetzt）法律。⋯⋯實乃處在不再可能區分例外與常規的那個地帶（Agamben,
1998）。
阿岡本形容班雅明的〈暴力的批判〉（Critique of Violence），是對「無法狀態」的鬥爭，和施密特之間一場「界定著西方形上學的攸關存有的巨人戰爭」（Agamben, 2010）。艾連意圖透過滅世這般暴力革命，來翻轉人類的歷史，因此他坦言就算不知道最後會被阿爾敏一行人阻止，他仍然打算踏平世界。但就因著艾連進到了「道路」中，透過始祖之力「知道」了這個終局，而能夠離開線性時空的框架，進入那「只有彌賽亞屬於的例外狀態」（曾慶豹，2016），在始祖的圓形時空中，在那停頓的一刻，使「彌賽亞力量」介入歷史：
真正的正義屬於「例外狀態」，即法律以外的狀態，因此，正義就不是手段與目的的問題，它是關於解放與救贖，這即是班雅明所言的「神聖的暴力」，以對抗「神話的暴力」，後者即是以法律的形式來實現，前者則是摧毀法律，法律無法施展之時，正義即是以一種犧牲的方式來完成，而非法律所執行的報復（曾慶豹，2016）。
因此，班雅明的「神聖暴力」並不反對革命作為一種人類純粹暴力的最高表現形式，然而有別於「神話暴力」的設界、報應與血腥，「神聖暴力」是贖罪、致命卻不濺血；「神話暴力是為其自身而加諸在本命的血腥權力，神聖暴力則是為生靈之故加諸於所有生命的純粹力量」（蕭育和，2017）。班雅明以可拉黨的審判為例，上帝介入了歷史，擊打了享有特權的利未人，在消滅的同時也得到贖罪，且時間掌握在上帝手中，人類無從得知何時實現（Benjamin, 1996）。就像艾連只是預見「神聖暴力」將會發生，但面對夥伴許多的疑問，卻只能表示「不知道」，他像是「神聖暴力」的道路，使救贖通過他發生——法律的完成與廢止，有如巨人之力的啟動與消失。
回顧全作，艾連的招牌口頭禪是「殺死所有巨人」，但其實艾連做到的正是「殺死所有牲人」：殺死牲人「舊我」，使人類這「新我」復活。因著艾連以犧牲的方式來完成正義，不放棄這個世界有重新開始的可能性；也因著他的「進擊」，開展出生命政治的肯定性，使得本來滅世的死亡政治轉變成生命政治。
3.
走出森林的和平使者
有如毀滅地表的「洪水」意象，艾連仍舊是選擇啟動了「地鳴」。雖然，他也留下了兩成的人類，以及由反對地鳴的夥伴組成的「和平交涉聯合國大使」。他們在洪水覆蓋地表時，肩負使命搭上「飛艇」，成為人類延續希望的方舟：
最終話呈現「歐亞非」跨人類種族在地表兩端共融生活，在空中飛翔的則是自由之翼的意象——鴿子如聖靈常伴女主角對艾連精神的思念，亦從天上向世人見證和平的珍貴。從方舟重回大地，向「世界主義」新世代見證和平的有閃、含、亞弗——人類當謹記以弟兄和睦相待，不僅是因生命同出於一位父，更是因為命運來自同一艘船（邱慕天，2021）。
但這班和平使者能站在一起，絕非偶然。在127話「結束之夜」，反地鳴派首次齊聚成形，圍成的這個圈，是由過去互相殘殺的血淚組成，而這樣圍著火堆坐在一起吃飯，可謂「修復式正義」的驚人範例，他們不只是放下武器坐下來，甚至細數彼此加害的歷史。約翰問害死好友馬可的萊納，他死前的遺言是什麼，萊納回答：「他說『我們還沒好好把話說清楚』。」馬可的遺言既關鍵，也令人不勝唏噓，走過如此多的戰役，反地鳴派終究換得這個把話說清楚的機會。
對照先前希絲特莉亞女王下令「把一百年前雷斯王從人民身上奪走的記憶，還給一百年後的人民」，在和解之前，必然得經過真相的調查與揭露，而轉型正義與修復式正義這兩組深具辯證性的理論，其實應該交融一體（吳豪人，2012），以面對現代民主體制留下的牲人範式。首先要從喪失思考能力的「平凡的邪惡」中脫離出來，喚醒本來對「根本惡」的麻木無感（Arendt, 2013），讓過去不假思索貼上的敵人、惡魔標籤，在眼前變成活生生的人。
潛入帕拉迪島的賈碧[4]，被自己殺死的莎夏一家款待，甚至一同享用了暗戀莎夏的尼柯洛準備的大餐；東窗事發後，莎夏的父母卻選擇寬恕，告訴賈碧：「我認為莎夏會被殺害是因為她在這座互相殺戮的巨大森林裡徘徊不去，至少要讓孩子們離開這座森林才行⋯⋯所以，背負過去的罪過跟憎恨，是我們大人的責任。」但曾被莎夏拯救過的卡亞一度崩潰想殺了賈碧，直到後來賈碧在巨人之前救了卡亞，兩人才冰釋前嫌。賈碧就像那在巨人前殺了也救了無數同胞的艾連，但直到她成為莎夏的那一刻，才真正能為殺害莎夏贖罪。
那一夜，在森林中的反地鳴派，終於把話講清楚，懺悔過去的殺戮罪過，放下仇恨與猜忌，走出森林，走向真實的和解，搭上延續人類希望的方舟。最終，賈碧的守護者法爾可展開自由之翼，助米卡莎最後一臂之力，在艾連這一代終結了牲人敘事。米卡莎犧牲了她的最愛，使法爾可有機會拯救他的最愛，讓下一代寫出不一樣的生命敘事。
卡亞：我打算殺了妳，所以我算是惡魔嗎？
賈碧：不，惡魔是我，我已經殺了好幾個人，只為了受到褒獎。那就是我的惡魔。
尼柯洛：那傢伙也存在我的心裡。在卡亞的心裡，以及每個人的心裡，大家的心中都有個惡魔，所以世界才會變成這樣。
賈碧：那麼，該怎麼做才好？
尼柯洛：我們要走出這座森林。就算走不出去，也要持續試著走出去⋯⋯
參考文獻
朱元鴻（2006）。保羅復興：當代基進政治的新聖像？。文化研究，(3)，205-229。
吳豪人（2012）。「野蠻」的復權：台灣修復式正義與轉型正義實踐的困境與脫困之道。台灣人權學刊，1(3)，67-93。
林淑芬（2014）。愛與自由：漢娜．鄂蘭的政治存有學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台北。
邱慕天（2021）。進擊的自由？——從《進擊的巨人》看自由的純粹。校園，63(4)，30-33。
曾慶豹（2016）。沒有力量的正義——班雅明對法的批判。哲學與文化，43(4)，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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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14). Sacrament of Testimony: Agamben And Biblical Language In Primo
Levi's Se Questo È Un Uomo. Italianist, 34(1), 88-102.
[1] Neil，〈諫山創最新採訪坦言：「對於《進擊的巨人》結局失望的讀者，我感到很抱歉⋯⋯」〉，出自JUKSY，https://reurl.cc/ErMl8m。
[2] 針對「Homo Sacer」的中譯，本文採取台灣通行的「牲人」，但保留簡中版引文中所使用的「神聖人」。
[3] 參信望愛聖經工具「原文字典06942」詞條：https://bible.fhl.net/new/s.php?N=1&k=06942&m=0。如申命記五章12節：「當守安息日為聖日，正如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
[4] 賈碧是作者繪製女性版艾連後創造的人物，因此不論是外觀或個性，都跟艾連有相似之處，可說是「瑪雷版艾連」。參維基百科「進擊的巨人角色列表」之「賈碧・布朗」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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